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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聪明地效仿（第2页）

并不在意其他个体的处境，但是仍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觉知，能够意识到在其他个体的选择和决策中传递的信息所包含的潜在价值，并能够将这些社会性信息加以利用以指导其自身的选择，虽然他们并不会考虑其行为可能会给其他个体的福祉所带来的影响。

这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整体的影响是正面的，他们常常援引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巨作《国富论》中的一段话：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

我们不谈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关注唤起他们的利己之心，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在这个场合，像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

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注释标题AdamSmith（1776），AnInquiryin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BookI，ch.II，pp.26–7.

亚当·斯密关于我们如何通过自助而助人的真知灼见已被现代经济学借由若干假设和相对简单的数学推导加以证实。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斯密用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概括了在市场中，每个人的利己决策是如何被浮动的价格机制协调起来，以共同达到市场整体对所有人最优的状态。

这里的价格机制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我们同样也无法看到市场上有买卖意愿的其他人，但是价格的升降能够忠实地反映买家和卖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平衡。

在这样一个不具名的市场中，试图猜测他人的选择无法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最优的策略反而是关注我们自身的利益，听凭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

去协调我们的选择，确保最终支付的价格本身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中每一个人的买卖意愿。

当然，关于价格波动的论述存在各种问题。

经济学家对于人类行为的观点经常被指责为过于僵化和不切实际，而亚当·斯密关于我们社会活动的观点之复杂、微妙，也远非通过几句节选就能体会的。

经济学家一般需要借助这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来尝试概括我们这个复杂的真实世界：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利用这些假设，帮助我们概括并捕捉人类行为的本质。

事实上，当人们通过效仿和跟随彼此进行互动时，这种复杂性尤为突出。

因此，经济学家引入“经济人”

的概念，并非他们天真地以为人们真的是遵照类似的逻辑数理准则行为处事的，而是因为这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分析化繁为简，这种简化在经济学家试图分析大量个体间繁复的互动时尤为必要。

这点我们在宏观经济中看得最为真切。

宏观经济本质上是对于群组的集合的论证。

既然试图把握一小撮人的群聚及从众行为已经是一件难事，那么宏观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就可想而知。

为了理解一个经济体内众多个体间各式各样的交互行为，按惯例宏观经济学家会借用“代表性经济人”

（representativeagents）的概念，将不同的“经济人”

进行归类。

“代表性经济人”

提炼了经济体中主要决策者的典型行为，包括工人-消费者型代表和雇主-生产者型代表。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叙事中，工人-消费者型的“代表性经济人”

会在赚取的工资能够带来的消费享受和工作本身带来的不便之间进行权衡，并由此做出他们出卖多少劳动力的决定。

工人代表和雇主-生产者型代表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即雇主-生产者希望支付工人尽可能低的工资，最大化自身的生产利润，并生产出所有工人-消费者所需要消费的产品。

如果这些“代表性经济人”

都按照分类具有完全相同的特质和行为特征，那么经济学家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论证工作就大为简化了，因为他们可以将众多“代表性经济人”

的个体选择进行相对简单的求和计算。

这些又和从众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从众经济学模型是将同样类型的“代表性经济人”

纳入数学推导中，以分析人们如何以及为何彼此效仿。

在利己型从众行为中，每个个体都在理性、独立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在试图弄清楚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选择从众，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跟随他人的明智决策而做出更优的选择，则相应的好处立竿见影，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

但有些好处并非当下立现或直截了当，有时我们加入某个群体是因为我们相信与他人合作可以为我们带来长远的收益。

事实上许多长期合作和关系的建立都意味着前期大量的成本投入，以期换得最终更可观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