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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聪明地效仿（第9页）

群体行为在许多情境下都要比个体行为更有力。

群体可以为个体带来安全保障，尤其在个体数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更是如此。

例如，当一群行人穿过熙攘的马路时，群体本身即确保了其中个体的安全。

如果你去过加尔各答那样过分拥堵的城市，尤其你又是一个外地人，那么光是想一想如何穿过被汽车和摩托塞满的主路就会让你心烦意乱。

你对一座城市越不熟悉，类似的困难就越大，因为你可能对当地的司机缺乏足够的信任，或是对当地的交通规则和开车习惯缺乏了解。

那么此时对你而言最好的出行策略是什么呢？最快捷有效的方法是跟着一群本地人走，因为你可以借此观察本地行人的习惯，同时身边的人群可以确保你的交通安全。

汽车撞上一群路人的可能性要远小于撞上一个单独的行人。

但这种扎堆行为的缺点是，这让想要对人群实施暴力袭击的极端反社会分子更加容易得手，导致惨烈的后果。

2017年，欧洲和纽约发生的恐怖分子利用卡车或面包车袭击行人的惨剧不幸地表明，群体并不总是个体安全的港湾。

除了物理性的安全保障外，在我们的日常社会公民生活中，结伴群聚也必然有其他的优势。

群体一般比个人享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

例如，在集体诉讼中，孤立无援的个体可以借助团体的力量寻求为自己伸张正义。

许多集体诉讼案都是和有害化学物质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有关的，其中一例是“芬芬”

（Fenphen），一种由食欲抑制剂芬弗拉明和兴奋剂苯丙胺芬特明混合而成的减肥药片。

这种减肥药最初由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现已更名为惠氏公司）向市场推广，并在处方药医生那里颇受欢迎，直到1997年该药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勒令下架。

科学家发现，使用“芬芬”

会导致包括高血压、心脏瓣膜损伤在内的副作用，数以千计受其副作用之苦的“芬芬”

使用者联合上诉。

1999年，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统一赔偿原告共计37.5亿美元。

这还不是唯一一例与“芬芬”

相关的诉讼，惠氏公司之后被迫拨备了166亿美元的计提以支付与“芬芬”

相关的诉讼赔偿。

原告们关于集体上诉的决定对其中每个个体而言都是理性和利己的。

如果单打独斗，单个原告根本没有力量对抗被告企业，但是以利己为导向，同受“芬芬”

之害的人联合起来，即赋予了单个受害者以力量。

本章已经点出了一个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盲从者与叛逆者的关键制约因素：相关分析的基础假设都是个体能够进行逻辑理性的决策。

作为信息瀑布理论基础的贝叶斯定理已经比很多经济学模型中的复杂数学推导简单多了，即便如此，贝叶斯模型仍然无法涵盖复杂的社会心理学影响因素。

比赫昌达尼教授及其同事承认，虽然他们能用信息瀑布来诠释从众的经济学模型可以证明简单场景下从众现象的结构脆弱性，但是他们仍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大众行为的脆弱性：他们的模型无法解释为何社会态度和政治立场有时如此缺乏稳定性，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如同居、性行为、吸食毒品等）的态度转变即是这种不稳定的示例之一。

贝叶斯式的推理对人们计算和逻辑思辨能力的要求较高，但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思路都没有这么复杂缜密。

综观对于利己型从众的各种解释，经济学家还是依赖于人类善于数学计算推理的假设。

但是我们人类真的进化出了高效处理高阶数学计算及繁复概率推理的能力吗？很难想象处理复杂抽象的数学计算能力会是人类作为食物采集者或狩猎者的演进历程的产物。

另一个关于利己型从众经济学模型的问题是，他们倾向于从个体决策者出发，分析驱动这些个体决策者的因素。

但是从众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从个体的视角很难理解，对群体而言合理并不一定对个体就是合理的，反之亦然。

跳出经济学的范畴，其他社会科学也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关于驱动我们行为的社会性因素的理论。

我们不仅会受到情感、个性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还会在加入群体和团体时失去我们自身的特性和个体身份。

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真知灼见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从众这一集体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