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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暴众心理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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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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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暴众心理学

是什么驱使一个接近900人的团体决定集体参与谋杀和自杀？这是1978年在圭亚那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屠杀之后，人们不得不提出的质疑。

在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创立者，自封为“族长”

的吉姆·琼斯（JimJones）的唆使下，他的信徒们先是谋杀了一名美国国会议员、三名新闻记者和一名叛逃者，接着又将“枪口”

对准他们自己。

父母喂自己的孩子喝下含氰化物毒药的果汁后，集体喝下混着氰化物和镇静剂的毒药自杀。

吉姆·琼斯于同一天开枪自杀。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怎么有人会被操纵并集体犯下如此极端残暴、令人发指的罪行。

琼斯于195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立人民圣殿教，这个邪教不断壮大并随后迁址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纪录片曝光了其内部的虐待和剥削行为。

1974年，琼斯离开美国并建立了看似是农业合作社项目的宗教基地“琼斯镇”

。

许多信徒都加入了琼斯镇，但仅在4年之后，这些信徒就在至少表面上看是自愿的“革命自杀”

中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这么多原本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人都听任一个人的摆布呢？这个问题不仅和琼斯镇大屠杀这个独立的暴力事件有关，也能和诸多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鉴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其间的种种暴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曾思考过为何如此之多的普通人在大屠杀的暴行面前，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其中。

而这种极端的偏好和暴行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并非个例。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看到，其他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了在社会影响驱动下的破坏性暴力行为，尤其是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屈从于强权的倾向性。

原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在其领袖的唆使下犯下诸多残暴的罪行，例如，对他人施以高压电刑和其他非人道手段。

这些行为都无法用常规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因为这些模型中的人应该都是理智地选择群聚的理性、自律及利己的个体。

现实的人类经验要混乱得多，而抽象的经济学模型无法模拟和描述现实世界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复杂性。

在本章中，我们将超脱于井然有序的经济学世界，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盲从者与叛逆者。

集体型从众和群体的智慧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将从众行为解释为一种明智的策略。

利己型从众也许会给团体、经济和整体社会带来麻烦，但是从个体的经济视角来看，跟随他人常常是一种明智的策略。

另一种颇为不同的从众行为是集体型从众（collectiveherding）。

集体型从众和利己的个体的所想、所需没有关系，而是关乎驱动团体的整体激励及目标。

团体的构成方式通常是无法通过单个个体的视角来解释的。

虽然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形成的基础截然不同，但是两者也有共通点。

在研究群体智慧的文献中，一些关于集体型从众的观点能够解释为何一个群体能够好似单个理性个体那样运转。

相较于个体独自决策，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有时能够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群体智慧这一概念脱胎于18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尼古拉·孔多塞，其分析奠定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

（Condorcet’sjuryprinciple）的基础。

作为我们是怎样将希望寄托在集体判断的智慧上的真实例证，这条定理时常被应用在陪审团身上。

但是孔多塞最初的分析和陪审团可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非常抽象的数学公式推导：孔多塞最初假设有一对决策者，其中每个人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都略高于其犯错的可能性，即假设每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略高于50%。

接着他将其他决策者加进决策过程中来，并分析会发生的情况。

孔多塞的数学推导显示，决策者的数量越多，整个团体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