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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众的专家（第2页）

令人欣慰的是，甘愿以身犯险的科学家有朝一日也可能会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

澳大利亚医学家巴里·马歇尔（BarryMarshall）因为在自己身上进行幽门螺旋杆菌试验而闻名于世。

他和同事罗宾·沃伦（RobinWarren）怀疑幽门螺旋杆菌是罹患胃溃疡的罪魁祸首，但是苦于没有简便的方法对这个假设进行验证，而故意向人体注入幽门螺旋杆菌显然有违医学道德准则。

最初，他们的这个理论备受嘲讽，因为根据当时的主流观点，胃溃疡是由于营养不良、胃酸过剩和压力过大引起的。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你可以称赞他勇敢，也可以指责他鲁莽，总之马歇尔自己服下了可致命剂量的幽门螺旋杆菌。

病症随即而来，但是在服用了抗生素后他很快就痊愈了。

试验是成功的，佐以实验证据他成功地证明了胃溃疡发病的原因、症状和治疗方法之间的关联性。

现如今，专家的普遍共识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胃溃疡发病的罪魁祸首，而抗生素则是已知对付胃溃疡的最佳治疗方法。

考虑到大约2%的胃溃疡病例会病变为胃癌，这可谓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

某些估算显示，马歇尔和沃伦的发现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二人也实至名归地在2005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于异见的怀疑主义并非新生事物。

1633年，伽利略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被判定为异端分子。

相较于早前托勒密的太阳及其他星球围绕地球转动的地心说模型，在日心说模型中，地球及其他太阳系星球围绕太阳转动。

今天，如果我们试图挑战已经成为主流共识的哥白尼日心学说，或是宣称地球是平的，只会自取其辱。

科学进步已经为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但这一过程是激烈的甚至是血腥的。

伽利略和上文的例子已经说明，持异见的专家时常会成为最为恶毒的攻击目标。

是什么引导专家群体在错误的研究方向上越走越远？又是什么激励了持异见的专家与群体的一致观点对着干？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及个体影响因素、刺激及激励因素形成互动，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容易犯错的专家

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充斥着各式专家的意见和判断。

专业记者和媒体评论员告诉我们如何解读最新的政治及经济新闻，医学专家诊断病情并对症下药，专业技工负责检修我们的汽车和热水器并告诉我们何时需要更换，专业美发师说服我们尝试新的发型，气象预测专家建议我们是否选择出行或是否要带把雨伞。

无论是好是坏，专家意见对我们都有巨大的影响，仅考虑一下那些可能是决定生死的流行病学专家的专业意见，他们的意见决定了我们能否使用某些药物和疫苗；又或是想一想上文中提到的法院判决，专家证人提供的证据所带来的重要影响。

有时专家是对的，但有时他们也会犯错，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确信甚至假定他们的专业意见就是毫无偏颇、完全基于客观证据的全面分析。

现如今，有许多人都对专家及专业意见持保留态度。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由不足为信的小道花边消息及社交媒体新闻主导的社会，专家时常是被猛烈抨击的对象。

但是我们这种对专家的不信任也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况且也不见得是坏事。

曾经提倡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和冷水疗法的江湖术士（medicalquackery），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了诸多非传统疗法、手术及营养学领域风尚的代言人，一旦有足够的名人背书，这种信任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众多因治疗导致的疾病。

社会影响因素在引导人们选择某一种疗法时也会发挥作用，因为人们选择该疗法仅是基于对该疗法推荐者的信任。

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并非专业人士，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总会有要选择信任专家意见的时候。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之于专家意见的态度和反馈至多是将信将疑，而这种困惑通常会因为某些“科学新闻报道”

过于草率的甄选标准而被放大。

我们对专家的期望有些自相矛盾：我们希望专家意见能够独到创新，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看到专家之间的意见能彼此印证，方能安心。

从经济走向到天气预报，我们总是马后炮式地对这些预测中非主流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迈克尔·戈夫（MichaelGove）议员因为他的论断而毁誉参半。

在英国2016年的欧盟公投的辩论阶段，他在英国天空新闻台的节目上发言，驳斥包括英国国家统计署和英国财政研究所的专家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脱欧不会对英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同时表示“人民已受够了所谓的专家意见”

。

当然这可能是对戈夫议员原话的断章取义，他的原话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那些以首字母缩写组合冠名的机构的专家。

这些专家总是说他们胸有成竹、自有分寸，但是又一错再错”

。

无论如何，在这次采访，以及后续访谈节目、线上线下媒体报道中，他反对专家的观念清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