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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2页）

先发优势能部分解释为何独家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足以迫使它们将定价降至最符合消费者利益的水平，也即为何这样的行业一般都是政府监管调控的。

但是走在前面的企业并非总能享有先发优势。

在其他一些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追随者反而能从先行者身上汲取经验教训，相应改进它们的商业策略，这样一来追随者就能享有后发优势（second-moveradvantage）。

在这种情况下追随者成了赢家，研发新药的制药公司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例子。

某一药企投入研发资金，开发出一款新药，而另一个企业可以坐享其成，无须承担相关的研发成本，就能以低得多的普药价格进行销售，并获取可观的市场份额。

一定程度上这对消费者是件好事，在急需平价药物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尤为如此。

然而，如果效仿企业能够抢走很大一部分的利润，那么哪家企业会有动力去持续研发创新呢？因此，先发企业才要依靠专利来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

大致说来，在一个简化的经济世界中，先发者和后发者，或者说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有成为赢家的可能。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和投机者能够识别出何时先发者能够一马当先，何时后发者能够后来居上。

他们能够将这些真知灼见融入他们的商业决策中，视合适的机会而适时地切换角色。

经济理论学家哈罗德·霍特林在他的模型中向我们呈现了，在另一个微观经济学视角下，商业社会中的盲从者的例子，以解释为何企业在经营场所选址时会彼此效仿。

试想在海滩上有两家冰激凌店，分别叫本氏和杰氏。

你可能会以为它们会将店铺开的离彼此越远越好，以确保不会为抢夺同一批客源而打架。

霍特林的模型则显示，如果两家冰激凌店彼此离得很远，那么它们能够抢夺的市场份额将会小于它们将店开在彼此附近时能够获取的份额。

因此，实际上两家的店主将店开得离彼此越近越好。

我们姑且假设海滩总长1000米，本氏将店开在了海滩的正中间位置，而杰氏的老板看到本氏的生意非常好（我们同时假设两家店的潜在客户都是来沙滩休假的懒虫，只会选择去离他们最近的店里买冰激凌）。

这时杰氏应该如何选址呢？如果杰氏的老板选择将店开在离本氏南边200米的地方，那么杰氏将能吸引海滩上总长400米距离内的客人，即杰氏店铺以北100米（两家店铺之间的200米内的客户将会平均分流到本氏和杰氏）范围内，以及杰氏店址以南300米距离内的客户。

本氏的生意将会更好，因为它能够吸引其店址以北500米内所有的客户，以及两家店铺间的一半客户，即其店址以南100米内的客户，共计600米范围内客户。

这么一来杰氏的老板会想，我如果把店开在本氏的隔壁呢？如此一来杰氏将能够吸引其店址以南共计500米范围内的客户，而本氏将只能保留其店址以北共计500米范围内的客户。

杰氏的老板将会选择最大化其利润，将店开得离本氏越近越好。

霍特林的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能看到类似的店家，无论是外卖、彩票店、服装零售，还是地产经纪，都扎堆聚集在商业街上。

店主效仿彼此的商业选址决策，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市场份额和客户资源。

社科学家也借鉴了这个发现，提出了中间选民定理（medianvotertheorem），以解释为何政党的竞选纲要都通过迎合主流共识观念，从而试图赢得更多选票，虽然这个做法在当今这个越发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似乎已不那么适用了。

在诸如城市这样的层面，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域领导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安德鲁·比尔（AndrewBeer）和特里·克洛尔（TerryClower）揭示了一些所谓区域领导力的根基所在：这些代表社区、本地权威、城市、地区、州等特定区域的领导者，能够通过高效的领导力帮助社区和地区构建和贯彻对于未来期许的愿景、监督政策执行的进度，并且能够在政策成效不如预期时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

根据组织架构的差异，区域领导力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一些是依靠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正式任命职位（如市长）来体现的，另一些时候领导力可以是不那么正式的，例如社区领袖。

非正式的领导力常常倚赖的是“富余资源”

，例如有闲暇和余力自愿代表社区权益、加入地方发展署顾问委员会的人。

不同领导力的体现形式并无高下之分，正式和非正式的领导力对地区的成功都至关重要。

一个地区也需要领导种类的多样性，区域领袖的个性并不一定是刻板印象中能言善辩、长袖善舞的“伟大领导者”

的类型，无疑这类雄辩型的领导者更善于构建关系网，但是内秀的领导者也有着自己的特质，他们以身作则，注重建立互信和高效合作的关系。

这些品质对领导力的重要性不亚于外向和强势的性格。

总体而言，比尔和克洛尔的结论是，高效的领导力在地方和区域的层面是不可或缺的，有着出色领导人的区域更有可能获得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因为经济表现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当地资源的储备。

搭建基建设施、吸引企业家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都是必不可少的；预算把控也同样重要，在一些政府开支集中调控的政府中，高效的区域领导人能够影响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其负责地区的决策。

消费者追随领导者的倾向性能够被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加以利用，以期鼓励我们从众，从而降低因个体追逐私利、枉顾对整体经济影响的行为所能带来的成本代价。

这样的一些例子和节能及环保息息相关，领导者可以作为正向社会行为的倡导者，促进关于环保的正向社会学习的过程。

在英国，一批环境学家通过一个“环保卫士”

项目开展实验，以探究人们的环保相关行为。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环保卫士带领280名白领工人推广和优化环保相关知识，并提供关于如何降低“环境足迹”

影响的切实举措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