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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3页）

项目成效显著，耗能下降了12%，参与者工作场所新增垃圾量降低了38%，而领头的环保卫士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建设性的作用，将正确的环保举措灌输给了他们的追随者。

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的消费选择。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私人社交媒体网络获取信息和观点的，来源无非是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

经济学家安德烈亚·加莱奥蒂（AndreaGaleotti）和桑吉·戈亚尔（SanjeevGoyal）认为，信息通过私人交际网传播最为有效，并利用数学模型对社交网络进行量化，以分析一小撮对他人选择决策（如寻求信息以指导他们购买决策的消费者）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

加莱奥蒂和戈亚尔将这种现象称为“少数定律”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往往是自己能拿定主意、无须群体附和认可的领导者。

为何这些人对其他人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除了他们更加发达的社交网络外，我们和他们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但他们的确与很多人保持连接，因而关于这些人决策的信息在社交网络中传播的速度更快。

在这个社交媒体泛滥的世界中，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在时尚行业中实实在在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时尚营销人员非常清楚这些人在决定风潮趋势时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中能获得的影响力。

通过利用我们的这种追随领导者进行消费选择的本能，商家能识别出那些坐拥大批粉丝的时尚带货达人，激励他们推荐自家品牌，从而扩大品牌知名度和销量。

因此，高端和平价品牌零售商都持续地征募全球范围内的带货达人，让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对接数以百万的粉丝。

例如，在推广2016年春夏季系列时装时，时尚连锁品牌Mango（芒果服饰）通过名为“#MangoGirls”

芒果女孩的营销活动，招募了一批在推特和Instagram上拥有大量粉丝的女性时尚博主，同该品牌建立了每季一续的合作关系。

奢侈鞋履品牌JimmyChoo（周仰杰）也同样有一群带货达人，持续地在网上传播饱含对该品牌溢美之词的时尚穿搭建议和观点。

与其他时尚品牌一样，JimmyChoo向这些达人提供赠品，也会安排诸如“#Chootravels”

这样的去马拉喀什、采尔马特、拉贾斯坦邦等地的旅游体验。

这样的安排既能保证达人的粉丝流量，又能确保稳定的非官方广告曝光度。

JimmyChoo邀请到的印度的图文和影音博主就有共计多达650万的粉丝。

顺从权威

关于叛逆的领导者及效仿他们的追随者，经济学模型呈现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剪影。

我们已知的是，在一个充斥着理性自利个体的社会中，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是相对无害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并非像经济学家的模型描述得那样简单。

一旦我们在论证中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因素，那么结果就不见得那么乐观了。

一个领袖离不开一群顺从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肯定是屈于某种权力或权威从而选择跟随，社会压力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包括维系合作及确保群体内的效仿行为，也包括灌输某种“追随领袖”

的思维定式。

这些社会压力的影响巨大，我们不仅要顺从于整个集体，也须顺从于包括父母和前辈、后来的上司及其他权威在内的特定个体。

我们之所以这样顺从，是因为来自同伴压力的亦真亦幻的阻力让我们感到不适，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罗门·阿施“直线判断任务”

的实验中就已讲过。

除社会压力外，我们遵从权威指令或期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害怕如果我们不顺从就会受到某种惩罚。

这些社会压力驱动着对权威的顺从，而这也是许多领导者与追随者关系的核心特征。

来自社会科学的充足例证显示，顺从和服从都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

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朗（StanleyMilgram）及其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系列极富争议的早期实验，以测试我们服从权威意愿的限度。

米尔格朗及其团队希望理解为何如此多的普通人都会与他们的暴权政府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

米尔格朗尤其想要了解普通人在希特勒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何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人会如此反常地凶残，却又似乎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的暴行承担任何个人责任？

为了揭示这一问题的答案，米尔格朗及其团队设计了一个实验，要求自愿参与者对他人施以残酷的惩罚。

在这个“仅仅是听从指令”

的过程中，这些普通人会变得多么无情呢？米尔格朗的实验参与者认为，实验的目的是测试惩罚如何影响学习过程。

实验组织者要求参与者训练这些“学员”

，训练的方式是在“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