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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4页）

每次犯错时对其施以电击惩罚。

参与者被告知，电击的强度会依据“学员”

犯错的次数增加而逐步从15伏上升至450伏。

这些参与者不知道的是，他们并非真的在对“学员”

施以电刑，这些“学员”

实际上都是受雇的演员，假装在实验中犯错并在被“电击”

时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大约65%的实验参与者在权威指令之下，会对“学员”

施以他们认为几乎致命的“450伏电击惩罚”

；100%的实验参与者可以接受施加高达“300伏的电击惩罚”

。

在其他的变体实验中，参与者有机会观察被称作“老师”

的其他参与者拒绝对“学员”

施以电刑。

一旦参与者观察到“老师”

的行为，他们自己遵从指令施加电刑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米尔格朗的实验表明，领导者对他们的追随者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等级明晰的架构中，来自其他同级别的同伴的压力也能够改变对权威的盲从。

更宽泛地说，米尔格朗的实验证据显示，领导者可以操控许多场景因素，或仅是情形使然，都可以诱使普通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歹毒的独裁者等能对一贯充满爱心的个体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我们的良知与服从权威的天性之间还是会产生矛盾。

在后续的研究中，米尔格朗提出，顺从体现的是我们的自主态和“中介”

（agentic）态之间的对峙关系。

在自主态中，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中介”

态中，我们允许他人告诉我们如何行事，并将责任推给他人。

当我们成为他人的中介或工具时，我们即失去了自主意识，但是如果想让某一个领袖主宰我们的行为，我们必须首先将该领袖视为合法且合格的权威。

我们鼓励自己相信，我们的领袖将会承接我们所摒弃的责任，有时我们毫无根据地盲目假设，这些领袖将会带领我们走上正义而负责任的道路。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思维方式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论证了系统1式的本能情感与系统2式的理智认知之间的互动是如何驱动我们的盲从者或叛逆者选择的。

这类双系统处理模式在极端场景下也适用吗？是否也适用于米尔格朗实验中受到胁迫的参与者？伦理道德的限制意味着研究者不能够轻易地以真人做试验来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一组由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团队采用了新颖的研究方式规避这种限制，借助虚拟现实和脑部成像技术以探究那些米尔格朗式实验的参与者的脑部神经反馈情况。

16名身心健康的成年人应征参加实验，实验在虚拟现实世界中进行，与上文中介绍的米尔格朗的实验一样，参与者被要求对他人施以电刑，只不过这次施刑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虚拟的女性阿凡达，其程序的设定是她将会依据受到的“电击”

而模拟反馈出人类的痛苦表情。

如果这个阿凡达回答问题正确，那么实验参与者被指示须按下某一按钮，以表明他们不希望对这个阿凡达施以电刑，但是一旦阿凡达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么参与者就被要求按下另一个按钮，以对阿凡达施以电刑，无论该电刑会造成的伤害看起来有多么痛苦。

实验组织者用fMRI照影技术扫描了实验参与者的大脑，观察阿凡达表现出的痛苦是否会激活参与者脑中的杏仁核。

我们在前文中就已经解释过，杏仁核的激活通常与诸如恐惧和焦虑这样的负面情绪有关，而类似的激活也会出现在某些快速思维式的情绪产生时。

这些参与者是否会对阿凡达表现出的恐惧情绪感同身受？研究者观察到阿凡达的痛苦也激发了参与者脑中额叶前皮层的反应，而这部分脑组织一般与高级慢思维式的反馈相关。

因此，在虚拟世界模拟的米尔格朗实验中，快式和慢式的思维同时运作。

虽然无法精确地识别驱动参与者对指令言听计从的原因，但实验团队仍能够确认，实验参与者即便自己同时承受着情感上的折磨，也将会坚持执行指令。

如果这一证据能被确认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也许可以证明，人们服从领导者权威的决定，例如听从领导者的指令对他人施刑——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会导致追随者的心智受折磨和产生情感矛盾。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利·米尔格朗及其团队的研究可谓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激励了其他社会学家开展一系列类似的实验，以期进一步研究同服从权威相关联的等级关系。

其中臭名昭著的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应征参加的学生被安置于一个模拟监狱中，学生可以选择扮演看守或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