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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5页）

实验很快就演进得与现实情况几无二异，学生很容易就进入了角色，“看守”

在面对“囚犯”

时都变得专横跋扈、气势汹汹，而反过来“囚犯”

也都逆来顺受，变得百依百顺。

无论是“看守”

还是“囚犯”

，每个人都对“看守”

表现出的毁灭性的反社会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快，模拟监狱就变质成了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地方，尽管所有参与实验的同学都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在参与一个实验罢了。

更加让人不可接受的是，实验组织者也逐渐开始失去他们的公正性，试图为扮演“看守”

角色的学生虐待他人的行为找到开脱的借口。

出于伦理的考虑，实验不得不提前中止。

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可以看出，我们屈从于扮演自己被指派角色的倾向性有多么强烈，又是多么根深蒂固。

但是，我们所处的场景并不是诱发那些泯灭人性的行为的唯一原因，性格的特质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如我们在前文中讨论过的，我们的不同个性意味着我们天生就更容易受到某些特定情感的驱使，如焦虑的性格意味着更容易感受到恐惧。

我们每个人的天性特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社会情感，如影响我们或他人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的感受。

社会情感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甚至会决定我们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倾向性。

实验组织者预见到，对实验参与者的性格特质的分析会有助于揭露深层次的真相，因此他们要求参与的学生都在实验开始前完成一个性格测试。

组织者发现，自发选择扮演“看守”

角色的学生普遍不那么合群、更加自私、更缺乏同情心，并在包括马基雅弗利主义、攻击性、独裁主义、自恋情节和社会性支配等具有反社会倾向的测试指标项上得分更高。

这些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学生之所以这么快就沉浸于自己的新角色，也许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天性和性格特质方面来解释。

压抑的社会情感

在一个社会性的语境下，情感至关重要。

但是情感也会被抑制，社会准则也许会阻碍情感的表达，这种阻碍既可以表现为温和的社会习俗（不同的文化对于在公共场合喧哗和情感流露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又可以表现为诸如监狱这样的极端监管机制。

在监狱这样的非人性化的场景下，我们更有可能跟随他人和服从权威。

对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结论的诠释之一是，学生们的情感回馈被抑制了。

一些支撑这种理论的证据来源于监狱电击实验理论的现实场景应用。

在实验室之外，同样有许多的暴政，仰赖于我们服从权威本能而存在。

当我们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困境时，这种服从的本能更加明显。

这种本能能够解释为何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为野蛮的时期内存在君主和臣民之间有悖常理的关系，而社会情感又为何在战争和镇压相关的极端环境下被压抑。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对于服从权威、权力关系及其在不同场景下的影响等课题有着广泛的研究论述。

津巴多是对斯坦福监狱电击实验进行后续调查的调查员之一，他同时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人员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照片曝光后，为在阿布格莱布军事监狱虐囚事件中受审的美国军队和情报人员提供辩护的专家证人之一。

阿布格莱布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随军人员所处的周遭环境艰苦恶劣，时刻面临着如果不服从权威命令或一旦违背集体行为准则，就会遭受实实在在体罚的威胁。

津巴多将阿布格莱布事件中的虐囚行为归结为一种“路西法效应”

（Lucifereffect），为这些受审美军人员辩护称，我们任何人一旦置于这样的非人性暴力环境中，都有可能变得恶毒。

如果面对的压力足够大，大多数人都能够以在他人看来邪恶的方式行事，我们是变为恶人还是英雄，取决于权威的引导及我们所处的环境。

在这些场景中，我们会被自己服从领导者指令的本性所驱使，做出一些我们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境下不会做出的令人发指的行径。

这些身陷非人性化情景中的人限制了自己正常的同理心，而如果没有类似制度的禁锢，如果环境不那么恶劣，阿布格莱布丑闻中当事人的行径也许就不会如此恶劣。

在阿布格莱布事件中，一如在更近期的古巴关塔那摩监狱丑闻中一样，军队士兵和狱卒都压抑了自己更加人性化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及情感回馈，从而犯下恶行。

但是，对于权威的服从也不应完全归因于冲动和本能，如果违背上级命令和背叛同伴的潜在后果是来自上级或同伴的暴力报复行为，那么同利己及自保相关的更加审慎的思考也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