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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11页）

我们无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深入思考我们的政治选择，因为单个选民无须对整体投票结果负责。

这就导致了不劳而获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动力去探究事实的真相。

每个人对结果负责的意识都变得淡薄，也即鼓励每个人都借由抗议性的投票来发声，其结果就可能是投票给持有极端政见的候选人。

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信息混沌的世界会变得更糟。

当我们难以评判信息的可靠性时，就会影响我们权衡各方信息源的能力。

英国脱欧的投票结果凸显了当选民不再信任政治领袖所宣扬的信息时会带来的若干问题。

在脱欧辩论期间，支持派和反对派都给出了误导性的信息，造成了广泛的不解和迷惑。

普通选民无法得知哪方更加可信，他们又能相信谁，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一方经得起检验或值得信赖。

只有在我们可以确信自己并没有被他人操控时，从众思维捷径和社会学习策略才能发挥功效。

我们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因为“虚假新闻”

的出现而更加复杂。

经济学家亨特·奥尔柯特（HuntAllcott）和马修·根茨科（MatthewGentzkow）将“虚假新闻”

定义为被证伪并且是刻意误导读者的新闻报道。

奥尔柯特和根茨科援引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收集的数据，并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大量的虚假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他们在大选后对约1.1万名美国选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据此识别出了21条被广为传阅，并在整个竞选期间被人们牢牢记住的虚假新闻报道。

他们的证据显示，虚假信息报道误导了大选的结果。

如果我们以政客及其幕僚可以散播的错误信息为基础，并跟随他人的从众决策，那么我们就会被蒙在鼓里任人摆布，尤其是当复查核实难以实现时更是如此。

当这些虚假新闻的始作俑者大打心理牌、感情牌时，情感的因素就会悄无声息地对我们产生影响，让我们更加容易受他人摆布。

“自由世界”

的领袖

冒险是政治生涯成功的重要元素。

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就是一个企业家式的险中求胜策略应用于政坛并取得政治胜利的案例。

靠着承受在他人看来可能是极端的风险，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除了自己的激进冒险策略外，他也利用了其内团体因循守旧的倾向。

2016年，他同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角逐也展现了一些精英集团内部的政治紧张态势，以及同领导者与追随者关系之间的联系。

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颇受争议的总统候选人，两人都是出身富裕的精英阶层（特朗普属于商业精英阶层，而希拉里属于政治精英阶层），关于两人外界都非议不断，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希拉里·克林顿有更加全面的从政经验、出色的求学及职业背景，以及真才实干的佐证（尽管她也面临歧视女性的额外阻力）。

特朗普则靠着在商业帝国积累下来的财富承担了这次总统竞选的费用，并且力排众议，尽管被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指控缠身（换作在更稳定的时代，这些指控足以毁了他），但最终他还是获得了大选的胜利。

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他的胜利可谓妙不可言，鲜有评论家预见到这一结果。

对许多人而言，他的胜利就是一场灾难，在美国选民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似乎导致了更多的分歧、两极分化和集团主义。

那么特朗普是如何吸引如此多选民支持的呢？他似乎和支持他的蓝领和白领工人都没什么共通点。

特朗普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巨额的财富，自始至终过着无比优渥的生活，然而普通美国老百姓，包括一些生活最为拮据和困难的人，都将他视为自己的代言人和英雄。

特朗普天生就有能力煽动普通民众，将他视作反对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

他那充满感情色彩、冲动的口无遮拦既让一些人大惊失色，也让一些人感觉极为受用。

在整个竞选期内，以及在他宣誓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似乎从不害怕冲突，尤其是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权威时更是来者不拒，从自己的共和党党内核心成员到美国情报机关，甚至整个司法系统，不一而足。

特朗普对于反叛的追求，以及他最终的竞选胜利让普通人相信，他们自己也能够和传统的政治精英阶层抗衡，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种唤起选民身份认同感的能力让我们回想起了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的理论。

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泰弗尔论证了在我们的内团体中建立身份认同感和鼓励同外团体的冲突都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通过鼓吹对外团体的畏惧，内团体可以发展出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随着内团体的成员认同彼此观点，强化团体的力量，从而确保这种身份认同感不断地自我壮大。

这就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的基础。

特朗普将这种对外团体的恐惧发挥到了惹人非议的程度，例如在竞选期间，他就指责一些墨西哥移民都是强奸犯和帮派分子，并发誓要在美国的南部边境上建起一道隔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