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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10页）

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也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

固然，有人说，有时前者只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是后者的替代。

注释标题Keynes（1936），p.374.

凯恩斯用的这个“有时”

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在现代世界，政治领袖和商业利益的纽带联系或许不恰当地过于紧密了，我们因此而无法从凯恩斯推崇的市场和政治的隔离中受益。

大众媒体使这种政治和商业的趋同成为可能，专注于商业而非政治的领袖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施加极度的影响力，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控制媒体。

唐纳德·特朗普即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后者的商业帝国使他同时拥有了巨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由于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我们当今群聚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现代政治部落派系主义也因此得以强化。

社交媒体使领袖同追随者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成为可能。

脸书和推特作为私人信息的直接传导渠道，拉近了领袖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信息始于推特，随后在脸书和其他在线论坛上被广而告之，这意味着当今的追随者能够从他们的领袖那里得到的回应并感受到的联系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清楚，与他们直接交流的只不过是领导者的社交媒体团队，交流的重点也是后者向前者散播焦点小组建议向追随者推送的信息罢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社交媒体工具还是能够给追随者一种错觉，即他们和自己的领导者之间有着实质性的纽带关系，并且他们同领袖及所有志同道合的追随者都因为共同的目标和身份认同而绑定在了一起。

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在酒吧和选民一起畅饮的照片和视频不断出现在社交（及主流）媒体上，帮助他争取了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

这个被刻画出来的普通老百姓形象直接回应了其支持者的身份认同感需要，尽管事实上，法拉奇出身富贵、家境优渥，与绝大多数支持他的党内选民并没有什么共通点。

政治从众：理性和感性的对决

当我们做出政治选择时，我们并不总是会理性地分析所有事实依据，但这也不是说理性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完全缺位。

我们在第一章中提过的苏希尔·比赫昌达尼及其同事将信息瀑布的理论套用在美国政治竞选上。

选民都会收集关于其他选民可能投票意向的信息，并将这一社会信息和自己的私有信息进行比照权衡。

当有关不同候选人的可靠信息无法被轻易获取时，社会信息的影响力将会占主导，推动那些举棋不定的选民选择从众。

传统惯例也主宰了候选人的竞选策略。

在前一章中提到的中间选民定理表明，对一般的政治家而言，明智的选择是在针对某一特定政治命题时保持既不过左也不过右的立场，并据此构建自己的政治宣言。

对一个政客而言这是风险最小的策略了。

当然，这么做也是不无风险的，因为一个平庸的政客缺乏独立的威信和说服力，将会逐渐陷入人云亦云的境地。

然而，政治环境也正在发生变化，社交媒体正将重心带离所谓的中间立场。

2015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展示了一批佐证，表明极右和极左的政治派别在社交媒体上有着更大的曝光度，也许是因为社交媒体本就更偏好语出惊人而非含蓄的表述。

《经济学人》的这些证据显示，承担风险能够带来回报。

诚然，唐突直白的宣言容易招致责难，而含蓄的表达给表述者留下了更多的诠释空间和退路。

以前，持极端政见的政客很难承受这种风险，因为通过传统媒体推行极端的政治理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随着推特、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出现，这种限制已经不复存在。

无论是选民对他们的政治领袖的推崇，还是选民对于政治决策的热情，反映系统1式思维的情感因素都无处不在。

丹尼尔·卡尼曼就发现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选民中蔓延的情感因素所起到的支配作用。

他担忧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心理使人们对脱欧的长期影响视而不见。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于公投日约两周前发表的一篇访谈中，卡尼曼表示，“对旁观这次（是否脱欧的）辩论的人而言，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支持脱欧显然是一个感性驱动的选择……他们（支持脱欧）的论据很奇怪，目光短视且出于愤怒的情绪”

。

这种对情绪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选民缺乏必要的时间，有时也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去调研和理解各竞选人及游说组织拿出的政治纲领的细节，更不用说要求选民审视解读竞选人个人背景中的细枝末节了。

除此以外，政治新闻也已经变得嘈杂和不可信，导致那些有精力及能力解读的人都感到困惑不堪。

仰赖于系统1式的思维已经变得更加便利，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容易让人心满意足的捷径。

选民也许也会以一种相对不那么感情用事的方式应用政治从众的思维捷径。

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我们使用思维捷径，或者说简单的处事原则，以快速做出决策。

在政治从众的例子中，每个选民都清楚，自己的单张选票并不会改变任何选举的结果，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全面了解所有信息和选项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