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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追随领袖（第8页）

注释标题SigmundFreud（1930），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in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Vol.XXI（1927–31），trans.JamesStracheyincollaborationwithAnnaFreud，London:Vintage，p.64.

我们无法轻易地将宗教和精神性的集会理解为利己的产物，或是套用逻辑法则对其加以分析。

但是，神经科学家已经开始探究驱动不同宗教信仰的动力源泉。

一个美国神经学家研究团队使用fMRI技术对15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另外15名非信徒的大脑进行扫描，这些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在脑中对一系列宗教命题（圣母分娩、上帝等）和其他非宗教命题进行构想。

研究小组发现，大脑中情感和回馈处理的区域，以及与认知冲突相关联的区域在构想宗教命题时激活程度更高，而在构想非宗教命题时被激活的是与读取记忆相关的前额叶皮质。

这个证据显示，相较于非宗教的信念，宗教信仰更有可能反映本能和情感，但是逻辑思维和理性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总而言之，教众是在系统1和系统2的互动下聚集团结起来的。

归根结底，加入教会或其他团体能给很多人带来一种超越个体，甚至是超越这个群体本身的存在感。

加入某一教会社区的信徒能够感受到同一个遍布全球的信仰共同体的纽带感，而宗教领袖在布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教会中，区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等级界限并不如世俗语境中那么清晰，因为归根结底，引领教会的是一个精神性的目标或关于某种超然存在的信仰。

一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他关于心理暴徒的描述中观察到的：

在属于情感范畴的事情上，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道德、爱情……（群体中）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

注释标题LeBon（1895），p.12.

邪教

与通常由良性的使命感所驱动的正统宗教不同，邪教所展现出的是效仿的追随者和叛逆的领袖之间的共生关系中最为堕落的一面。

通俗语境下，“邪教”

这个词通常是贬义的，尽管我们是否把一个宗教团队视作邪教组织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

一个区分邪教组织和传统宗教的特质是，邪教中通常存在着领袖和信徒之间的恶性关系。

邪教领袖被信徒奉为神圣的凡人，虽然对清醒的外人而言，这些领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这样的问题在古代最为突出，当时迷信和宗教信仰对普通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社会上也存在着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坚固的等级隔离。

一个例子是古埃及人拥护的“活神崇拜”

。

在登基仪式上，法老会通过将凡人的肉身和皇家的灵魂（ka）结合，从而被授予神的地位（Ntr）。

当法老的Ntr和ka结合在一起时，就成了神之子。

后续的仪式会强化这一地位，包括法老向神圣的自我献奉。

阿肯那顿（Akhenaten）法老将这种君神崇拜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建立了以“太阳盘”

（sun-disk，也称太阳神）阿顿（Aten）为中心的单一神宗教崇拜体系（见图8），充分展现了许多领袖都具有的叛逆本性。

阿肯那顿坚信自己是太阳神阿顿之子，并且鼓励其臣民将其尊奉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阿顿的形象也被阿肯那顿自己和他的皇后涅弗尔提提（Nefertiti）的头像所取代。

阿肯那顿将自己定为神明，并用单一神取代了埃及的多神崇拜传统。

他关闭神庙，驱逐司祭，并将所有旧神的痕迹从纪念碑上和宗教场所里抹去。

阿肯那顿无疑是专制的独裁君主，普通埃及人在他的统治下多艰苦且短命，甚至许多人因为名字和旧神有关而被迫更名易姓。

尽管阿肯那顿的政权相对短命，可能只存续了大约17年，但是他创立邪教的历史重要性延续至今，因为它是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单一神教义的宗教。

图8阿顿教派：阿肯那顿崇拜“太阳盘”

我们在第二章中介绍过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一个有蛊惑力的领袖统治下的邪恶教派的现代案例。

许多人会认为山基科学教是另一个。

这个教派的头目大卫·密斯凯维基（DavidMiscavige）利用名人教徒的背书来树立自己的形象。

曾为其背书的名人包括汤姆·克鲁斯（TomCruise）、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Travolta）和柯尔斯蒂·艾利（KirstieAlley）。

与宗派邪教的做法类似，山基科学教用秘密和排他性的入会方式将自己隐藏起来，援引无法被证伪的神话传说，辩称是其教派的起源。

虽然山基科学教宣称自己以科学及心理学为基础，但是在外界看来，它似乎更多是情感和理智失衡的产物：情感和本能大行其道，却缺乏理性的约束。

总的来说，如果俱乐部是关乎系统2思维模式的主导，而教会是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平衡，那么邪教就更多是关乎系统1情感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