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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业化与世俗化（第5页）

若将其作一更加准确一点的解释，玩者，就是“喜而弄之之谓”

。

与这种心态相适应，在晚明广受读书人和一般民众欢迎的《千百年眼》、《史取》，以及钟惺的《史怀》、屠隆的《鸿苞》、陈继儒的《古文品外录》、李贽的《藏书》，写作乃至出版的目的，无不是为了“供人之玩”

。

显然，一至晚明，即使是经、史一类的专门著作，也多带有娱乐化的倾向。

商业化向图书出版领域的渗透，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载籍之滥。

明人何良俊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

吕坤也由衷感叹，“古今载籍，莫滥于今”

。

而这种图书泛滥的表现，就是书籍种类的增多，除了有益于社会与道德秩序的书籍之外，出现了很多商业性的甚或迎合人们消闲生活的书籍。

吕坤将晚明出版的书籍归为下面九类：一是“全书”

，如《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二是“要书”

，如《四书集注》、《五经集注》、《通鉴》；三是“经世之书”

，此类书当时务，中机宜，用之可以物阜民安、功成事济；四是“赘书”

，言虽近理，但掇拾陈言，不足以羽翼经史；五是“益人之书”

，如医、技、农、卜一类之书，可以养生防患，劝善惩恶；六是“无用之书”

，此类书无关于天下国家，无益于身心性命，语不根心，言皆应世，而且还会妨碍当世之务；七是“病道之书”

，如佛、老、庄、列一类之书；八是“杂道之书”

，如迂儒腐说，贤智偏言；九是“败俗之书”

，如淫邪幻诞，机械夸张之类的书。

毫无疑问，为了适应商业化的需要，“无用之书”

、“败俗之书”

的出版却是日渐增长、日新月异。

吕坤所说的“败俗”

之书，其实就是指小说、戏文两类。

然自明代中期以后，坊间所刻或所卖，尽是小说、戏文，而且书商藉此“射利”

。

这些小说、戏文经过商业化的鼓噪之后，已经完全深入民间大众百姓之中。

在明代，南方民间百姓聚在一起，就喜谈“汉小王”

（按：指光武帝刘秀）、“蔡伯嗜”

（按：指蔡邕）、“杨六使”

（按：指杨文广）；而北方的民间百姓聚在一起，就谈论“继母大贤”

一类的事情。

无论是农民，还是工匠、商人，全都将小说、戏文抄写、绘画，家家收藏此类书籍。

尤其是那些痴呆妇女，更是酷爱这些戏文、小说，以致有人将小说、戏文称之为《女通鉴》。

士大夫对这些大众化、商业化的作品也是喜爱有加，不以为非，认为有“警世”

的意义，

从中推波助澜。

5.商业对社会交际的冲击

商业化及其相关的财富对当时风俗的影响，明末的一部小说《鼓掌绝尘》曾有过一段深刻的揭示：“看来如今的风俗，只重衣衫不重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