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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业化与世俗化（第8页）

这种传统的合会之法，将这20家商人结成一会，使资金可以“圆转流通”

。

此会每年三次聚会，会时有饮，中有约制数条，而其宗旨则以“佑掖之义”

相劝。

商人社团一出现，就明显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结社或民间社团的特点。

它首先证明了这样一个相对通俗的道理：义以利兴，而利更可以资义。

其次，在传统的社团中，每当聚会时，座次的排定，往往遵循的是尚齿或尚爵两条准则。

而明代商人社团中座次的编排，则完全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特色，也就是以资产的多少来排座次。

如真州“诸估为会，率以赀为差。

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

。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俗化问题

明代中期以来人们生活中俗化的气习，在三吴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吴之人，俗有三重，即重僧、重堪舆、重养生家。

然探究这种习俗背后所隐藏的目的，却是相当世俗化。

如重僧，无非是为了广福田，为死后不堕地狱；重堪舆，是为了福荫后人，使其享受无穷无尽的富贵；重养生家，则是为了使自己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

明代学者程希尧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儒、佛、道作了解释。

他认为：儒者，“需人”

也，是世间所必需；仙者，“山人”

也，虽在人间，但应该藏于深山；佛者，“弗人”

也，不在人间，超于世外。

这种解释，或许有些牵强，但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就是惟有儒者完全是入世的，而佛、道应该与世绝缘，才是它们的本义。

不过从明代中期以后佛、道的演变轨迹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1.佛、道的俗化

无论是儒家的祭祀，还是佛、道仪式，最重斋戒。

尤其是在佛、道二教中，无不认为通过不饮酒、不茹荤的斋戒仪式，可以除去孽障，可以养得聪慧。

但在明朝人庄元臣看来，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

他的依据基于下面的事实：牛、羊、鹿、猪，未尝饮酒、茹荤，却还是牛、羊、鹿、猪，孽何由除？慧何由养？

细玩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将斋戒视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并无必要，而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的心。

这种对斋戒重要性的否认，无疑为宗教的世俗化埋下了伏笔。

按照常理分析，天下至闲之人，当推僧人。

有诗说僧人之闲：“青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

云至三更去行雨，回头却羡老僧闲。”

李涉诗亦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据说，苏东坡到竹林寺访佛印，佛印好生款待，东坡也以此诗作答。

佛印说：“学士闲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

相与一笑。

但对晚明的僧人来说，正如明人赵世显所说，“今之僧能闲者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