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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隐喻的作用（第12页）

该系统原型将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明了，但它仍然证明，接下来，我们的移动生活不会因为一款新手机或者新应用而重新定义，能实现这一点的将是一项新隐喻。

*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首次出版作品时，他们的隐喻理念熠熠生辉，无懈可击；他们列举的几百个例子似乎渗透到了我们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

之后的十年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越走越远：如果隐喻根植于我们身体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如果身体由大脑的不同部分来代表和调节，那么隐喻岂不是在我们的大脑结构中也有体现？这些大脑通路有可能通过我们学着将事件与感觉联系起来的简单方式而形成。

例如，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许你会把爱和妈妈的拥抱联系在一起，也许你是通过温暖、宠溺和依偎的感觉来感知爱。

因此，“做一个温暖的人”

可能与我们首先联想到的身体上的温暖有关。

从表面来看，“基础认知”

或“具身认知”

理论很简单。

但是，众多追随者认为，该理论实际上是对西方思想的蔑视，而西方思想历经了400年的沉淀，哲学家勒内·笛卡儿就是其奠基人之一。

在《方法论》（DiscourseonMethod）中，笛卡儿将精神和肉体论证为相互独立的实体。

他在第四部分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

。

人们通常将其视作格言来理解：你会思考，说明你的存在。

不过，根据这样的逻辑，巨蟒剧团（MontyPython）对“我饮故我在”

的诠释也同样意味深长。

而笛卡儿的言论更加大胆。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脱离身体的大脑，漂浮在营养液中，通过连接线向你的身体输入关于“现实世界”

的虚假信息，并且这是你感官信息的唯一来源，你能知道自己被骗了吗？笛卡儿的结论是你不能，不过即使你周围的世界只是一种幻觉，你仍然具有理性。

然后，笛卡儿迅速得出结论，即使世界只是幻觉，你仍有理性，那么精神就独立于真实世界之外。

相反，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并非来自纯粹的心理官能，没有身体的感觉做基础，我们的思想也就无从产生。

如果不借助某种隐喻，我们似乎就无法思考，其部分原因在于，某种想法在大脑中浮现，是经由代表身体的神经通路而产生。

隐喻反映了构建思维的更深层次的组织。

自从实验心理学家首次提出具身认知的概念以来，他们已经拿出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证明莱考夫和约翰逊可能是对的。

一项实验表明，手捧热咖啡时，人们更有可能觉得对方值得信赖。

所以，对某人“热乎”

起来似乎并不只是一项抽象的隐喻。

因为它就在我们大脑的某个位置，可以解释为：身体上的温暖能够改变我们情感上的判断。

另外一些研究也为其他不同的隐喻提供了相似的证据：某项实验中，参与者思考未来的时候，身体会微微前倾；回忆过去的时候，身体会稍稍后仰。

潜在的隐喻就是，未来尚在前方。

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要在书写板上填写调查问卷，所用书写板更重的人，其答案也更严肃。

重要的事情是很有分量的。

尽管这些发现背后的科学和实验方法仍然颇有争议，但设计师们从该领域诞生之初，就一直在实践着具身认知的隐喻理念。

亨利·德雷夫斯设计的早期畅销品中，有一款大本钟闹钟，1931年获得专利，闹钟的底座重量加大，让人感觉更加可靠，质量更好。

东西越重，质量越好，我们还是有这种想法的。

说起车门的声音和感觉，我们就很熟悉了。

比如一辆宾利，开关车门时，你会感觉到车门的分量和声音，就像一扇严丝合缝的石头拱门。

可要是换了起亚，你就会觉得车门轻多了，听上去就很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