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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小案例研究（第2页）

第二个潜在的促进压力是他们将要演讲的内容的性质。

那些被安排讲“好撒玛利亚人”

的学生应该比那部分仅仅谈论神学职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停下来施救。

毕竟，这则寓言本身讲的就是停下来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的故事，同时，所有神学院学生都应该把神学当作终身事业，这是证明自己信仰的时刻，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演讲的主题是一个强大的潜在促进压力，它与身份认同相关，是人的信念的核心，也是这些学生在穿过校园时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意识。

行为背后也会存在认知失调（你的思维往往会改变信仰以适应行为），毕竟，学生们不只要相信该寓言的教义，还要将这些教义付诸行动。

如果要保持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我们的信念必须坚定、强大且合乎时宜，当我们想采取行动时，这样的信念随时都会促成我们的实践。

但是，给这些学生分派的不同任务主题与他们是否停下来施救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两组参与者采取（或不采取）施救行为的概率相等。

尽管“好撒玛利亚人”

是一个强大的促进压力，但它的激励作用似乎还不够大。

这是为什么呢？当合理干预失灵时，总有一种强大的抑制压力在起作用，它能压倒绝大部分促进压力。

它就是时间。

时间给得越少，学生越不可能停下来去帮助他人。

实际结果就是，在40名参与者中，仅有16人停下来施以援手，而在被告知会迟到的那部分学生中，只有110选择了停下来提供帮助。

再设想一下，这些未来的宗教领袖要赶往另一个地方布道，他们匆匆走入巷子，刚好碰到有人落难，由于时间紧张，他们竟选择离去，而他们此次布道的主题还是“以仁慈之心对待陌生人即是进入天堂的秘诀”

。

在他们之中只有一人停了下来，通过了耶稣的考验。

我承认，神学院学生参加的这一实验总让我觉得有点儿可笑。

正如《浓情巧克力》中的市长所说的那样，存在于我们的言行之间的悲喜剧随处可见。

不过，我并不是在嘲笑那些神学院的学生，而是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已经重复他们那些匆忙的行为不下百次了。

我们总倾向于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苛刻的评判，但请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自己：你是否也曾心急火燎地斥责做事拖沓的孩子？你是否也曾粗暴地在熙攘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些都是你在放松的时候一定不会做的。

担心迟到并不会催生促进压力、导致你痛斥别人的愤怒情绪或让你乐于助人的利他主义倾向。

但对“我到底有多迟了”

的感知作为抑制压力，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时间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时、分、秒，而是我们对它的感觉。

等候地铁的乘客

人们厌恶等待，我们一般更愿意躺在自家沙发上等待，虽然手机使在地铁站台等车容易了很多，但我们仍旧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物种，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花在路上的时间是一种浪费。

因此，在美国，无论哪个公共交通系统，即便其服务质量很高，也难逃乘客的诟病。

举个例子，纽约大都会运输署每年成功运送乘客将近18亿人次，但还是会听到纽约人吐槽自己像是坐在从中国来的慢船上。

想象一下，成功运送18亿名乘客却还被说成“失败”

。

让纽约人等待简直比地狱烈焰更可怕。

让人们更愿意乘坐地铁的干预措施有很多：让车站变得更干净（减少抑制压力：MTA已将人口流量大的站台的清洁频率提高了30%），提供现场音乐（增加促进压力：自1985年起，MTA就开始开展“纽约地下音乐”

项目了），但等待时间的问题似乎很难解决，你只能想办法让列车跑得更快，而让列车提速往往极其费钱、费时。

地铁信号系统老旧是造成晚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新信号系统预计耗费400亿美元及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更新过程中列车的运营速度还将减缓。

尽管地铁提速很有必要，但这项干预措施并不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