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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威力法则I 戈茨案和纽约犯罪潮（第12页）

如此说来，性格不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的，甚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

它不是固定不变、容易辨别、密切相关的一些特征的组合，我们之所以那样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生了小故障。

性格其实更像是在某个时刻，在某种情况和环境下流露的习惯、倾向和兴趣的集合体，这些东西互相联系，却不是密不可分的。

大多数人看起来好像性格稳定一致，那是因为我们能够很好地控制我们的环境。

我喜欢参加宴会，于是我经常举行宴会，朋友们看到我就会觉得我是个风趣的人。

但是如果我不能常常举办宴会，朋友们经常看到我在许多其他不同的场合，比如，在肮脏不堪的地铁里遇到几个不怀好意的小子，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我很风趣了。

环境中的引爆点

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特森受到《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启发，决定做一项研究。

你也许有印象，这个故事出自《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讲述了一个旅行者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遭歹徒抢劫、毒打，躺在路边奄奄一息。

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都是体面的、虔诚的人士——路过此处，看到了这一幕却没有停下来，而是“从路的另一侧走过去了”

。

唯一停下来帮忙的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属于遭人唾弃的少数民族群体。

撒玛利亚人“走上前去帮他包扎伤口”

，然后把他带到旅馆。

达利和巴特森打算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重做这一研究。

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的基本归因错误意味的实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威力法则理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各种社会流行潮（不只是暴力犯罪）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达利和巴特森选出一组神学院的学生，与他们一个一个见面，要求他们就某个圣经主题准备一段简短的即兴讲话，然后到附近的一座大楼前演讲。

在去演讲的路上，每个学生都会碰到一个人，这个人突然跌倒在小径上，头朝下，闭着眼，咳嗽并且呻吟着。

问题是，谁会停下来帮助他呢？达利和巴特森在实验中引入了三个变量，以使实验结果更具意义。

首先，在实验开始之前，他们向学生分发问卷，让他们回答为什么选择学神学，是否把宗教看作完善自我和充实精神的手段，或者问他们是否在寻找一个探索生活意义的实用工具。

然后，他们改变了学生们的即兴演讲主题。

他们让一些人讲讲职业神职人员与宗教使命的关系，让另一些人讲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最后，他们给每个学生的指令也不尽相同。

在打发一些学生出发前，达利和巴特森看着手表对他们说：“噢，你要迟到了。

几分钟前你就该到了，快出发吧。”

对另一些人则说：“还得再等几分钟他们才能准备好呢，但你现在出发也不错。”

如果你要求人们预测哪个学生会扮演好撒玛利亚人的角色（随后的研究正是这样做的），几乎所有人会一致认为那些选择神学是为了帮助别人的学生，以及那些刚刚读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因而记得做人要有同情心的学生，最有可能停下来帮助那个跌倒在地的人。

我想，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回答。

事实上，上述两个因素没有多大影响。

“我们都会想到，最有可能给处在危难中的人们伸出援手的，莫过于心里想着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使助人行为大幅增加。”

达利和巴特森总结道，“事实上，有几个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为话题的学生，在匆匆赶路时是直接从跌倒在地的那个人的身上跨过去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学生是否要匆忙赶路。

在需要匆忙赶路的那一组中，有10%的人停了下来，而在有几分钟空闲的那一组里63%的人都停了下来。

换句话说，这个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信仰和思想，在指导行动的过程中并不像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所施加的影响那样重要。

一句“噢，你要迟到了”

会让一个通常懂得同情别人的人漠视别人的痛苦，从而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里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社会流行潮，从根本上说，正与这种转变过程有关。

当我们试图使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个产品被别人接受，我们实际上是在改变我们的受众，在从虽然小但却很重要的方面改变他们：我们在感染他们，将他们卷入我们的气势，使他们渐渐放弃敌意，慢慢接受。

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特殊人群——那些有着非凡人际关系的人——的影响力来实现，这就是个别人物法则；这个目的可以通过改变交际的内容，通过使传递的信息浅显易记，从而使其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直至最后促成他们行动来实现，这就叫作附着力因素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