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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威力法则I 戈茨案和纽约犯罪潮（第13页）

我认为这两种法则从直觉上都说得通。

同时我们需要记住，大环境下细微之处的变化仍然对引爆流行潮起着重要作用，尽管这一事实看起来违反了我们心中对人性的某些坚信不疑的观点。

这不等于说，在解释我们的行为时，心理状态和个人阅历不重要。

在那些有过暴力行为的人之中，存在心理障碍或者有着复杂生活背景的人占很大的比例。

但是，有实施暴力的倾向和真正实施暴力毕竟有天壤之别。

犯罪行为，相对来讲，是少见且畸变的行为。

一个犯罪行为的产生，必定是因为有额外的事情促使一个有问题的人实施暴力。

环境威力法则认为，那些诱发人们不良行为的因素可以是非常简单、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中秩序混乱的信号，如公共场所的乱涂乱画现象和乘车逃票现象等。

这一观点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前面提到的性情决定论——认为暴力行为的诱因永远是“反社会人格”

，或者“心理缺陷”

，或者不能得到某种满足，或者基因中存在邪恶的种子，说到底，是对犯罪行为最被动的一种理论认识。

而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你抓到了罪犯，你就可以帮助他弃恶从善，给他吃百忧解，让他接受治疗，帮他改过自新。

但不管怎样，你都很难事先阻止他犯罪。

对治理犯罪的陈旧认识，使人们专注于预防犯罪的措施，例如：给门加锁，增加入室盗贼的破门难度，这或许还能促使盗贼将目标转移至下一户人家；给罪犯多判刑，以减少他们为非作歹的机会；搬到郊区去住，尽可能地远离犯罪人群。

然而，一旦你理解了环境的重要性，理解了环境中那些具体的、相对细小的因素可能成为人们的行为引爆点，那么你原来的失败主义就不复存在了。

环境中的引爆点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毕竟我们可以修好破碎的玻璃窗，洗净墙壁上的脏东西，改变所有可能诱发犯罪的导火索。

犯罪现象不仅能够被我们了解，还可以被我们制止。

这个问题还涉及更广泛的范围。

朱迪斯·哈里斯颇具说服力地论证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同龄人的影响和社区中人们的影响胜过了家庭的影响。

例如，对青少年犯罪率和中学生辍学率的研究表明，那些虽然家庭环境不好但所在社区环境好的孩子，往往比成长于良好家庭但所在社区环境糟糕的孩子更有出息。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强调家庭影响的重要性和强大威力，乍一看上述结论似乎是不可能成立的。

但事实再明显不过了，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它是环境威力法则这一理论的延伸，因为正是该结论认为，孩子的行为和成长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巨大影响，受到周围社会、物质环境的影响。

我们所走过的街道、接触的人，都会对我们的为人处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终，并不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容易受到环境的暗示，人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如此。

这听起来虽然怪异，但如果思考一下斯坦福大学关于监狱的实验研究，再想一想纽约地铁实验，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一个人在清洁的街道上或地铁里，可能比在肮脏的街道上或地铁里更容易做个行为端正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你只好动武。”

枪击事件发生几天之后，戈茨极度痛苦地打电话给他的邻居迈拉·弗里德曼，“你不可能有正常的思维，甚至你的记忆也不正常了。

你就像受了刺激，你眼前所看到的东西实际上也变了。

你的视野变了，你的各种能力都不同了。”

戈茨继续说道，“邪恶而野蛮……你要是堵住了一只老鼠，一定会宰了它，对吧？我当时的反应就是邪恶而野蛮的，我像一只被堵住的老鼠进行了反击。”

他的确采取了邪恶而野蛮的行动，因为他当时被堵在“鼠洞”

里，无路可走。